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前世，可追溯到千年前的辽代。辽应历九年（959年），辽国著名政治家、南府宰相韩延徽去世，辽穆宗赐葬鲁谷。从韩延徽起，辽金两代200余年间，韩氏家族九辈皆葬于此。1964年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先后出土过韩延徽之孙，始平军节度使韩佚夫妇，六宅副使韩资道等墓。1981年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辽代韩佚壁画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9件越窑密色瓷，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一直在考虑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们选一处永久安息的地方，又能作为教育后代的场所，现任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一旦病故也有一个合适的安葬处。经过反复查勘，筹备组选中了田村山下的明代褒忠护国寺。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将这里作为公墓地址。

1950年，革命公墓筹备组全部接管护国寺后开始筹建，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当年7月革命公墓正式动工，基本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1950年开始铺路面、砌围墙、打机井、植树、建火葬场；第二期，1951年开始，继续铺路、植树，建花池、休息室、殡仪馆；第三期，1953年开始，建烈士亭、大门。在公墓建立20年后，1970年周总理提出，这里是安葬全国烈士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不仅仅属于北京市，遂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公墓最初规划设4个墓区，主干道两侧为一、二墓区，祠庙东侧为三墓区，西为四墓区，每一个墓区均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排列。1956年公墓将护国寺改建为骨灰堂，存放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1990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将西侧的刚炳祠改建为革命烈士纪念堂。

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1951年8月北京市民政局制定《革命公墓暂行规则》，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审批后，于1951年12月20日颁布。规则对安葬对象、墓穴用地、规格大小、工程范围等都做出了硬性规定：1.党和国家领导人；2.对革命有特殊功绩及对牺牲或积劳病故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工作人员，凡经申请批准后，均得（以）安葬于革命公墓；3.凡是安葬者按干部的级别划分三个区：按照规定，墓区按级别划分，自南而北，依次是：庙前是县团级干部安葬区、东侧是地委级干部安葬区、西侧是省委级干部安葬区、北侧坡上是中央领导及部级干部安葬区；4.墓穴的用地、面积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

八宝山革命公墓建立后，始终走在从土葬、火葬到生态葬（树葬、花葬），不断革新的前列。1950年到1966年止，共建有538座土葬墓，安葬了593人。最早安葬革命公墓的是“王荷波等烈士墓”，之后又陆续兴建了6座烈士集体合葬墓。近年来，在西二区又增添了一座“无名烈士纪念墓”，是从石景山区麻峪村迁移过来的。

1958年，护国寺改建为骨灰堂，195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倡火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纷纷响应。1960年实行了火葬，骨灰安放也比照《革命公墓暂行规则》，有严格规定。近年在骨灰堂后新建有第二骨灰堂，1988年革命公墓建起了骨灰墙。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丧事简办，革命公墓又在一墓区开辟了骨灰撒放区。

公墓一墓区的主位是任弼时墓，洁白的汉白玉墓碑上是毛泽东亲书的碑名“任弼时同志之墓”，东侧是瞿秋白墓，西侧为张澜墓。1950年任弼时同志去世，此时公墓尚在建设中，临时决定把任弼时墓址选定在公墓的东北侧，此后这里成为了公墓的主墓区。在这里安葬的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长眠在公墓里的还有卓有成就的革命者。在一墓区的“丽”字组，有一座“郑律成、丁雪松墓”。著名作曲家郑律成（1914—1976年）是今韩国全罗南道光州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郑律成奔赴延安，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在此期间创作了《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进行曲》等名曲。抗战胜利后，郑律成偕夫人回国，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宣传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等职，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歌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郑律成与夫人回到中国，加入中国国籍，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逝世。他与夫人均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

公墓内安葬的还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民主人士，也不乏中国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杰出人士与国际友人。老舍先生的墓墙上刻着“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的字样，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墓碑上放着她亲自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纹样图案。

公墓里还安葬着一群特殊的革命者，他们出生在异国他乡，与中国人民一起为新中国的诞生战斗，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是爱泼斯坦、马海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

走进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先烈、重温历史，总会有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感情冲击和升华，让人心潮澎湃，肃然起敬。这里不仅是安放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的万年吉地，也是共和国的一种承诺和责任，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宣教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是传递红色文化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