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墓地网 2024-3-27

最近几个月中，陆续有两本关于上海地区殡葬和墓地历史的书籍问世出版：《镰刀与城市》和《公墓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变迁（1909-1937）》。中国人向来有慎终追远的优良传统，这两本图书为我们勾勒和描绘出了一幅上海的死亡地图，对于研究上海历史的人来说值得细细阅读。

笔者拜读了第一本著作和第二本的目录，略感遗憾的是，书中对于天主教会在上海的殡葬和墓地历史除了一副地图中标注的“姐妹墓地”（下文会提及），以及两位法国军官的天主教葬礼介绍之外便鲜有记录了。本文的内容是对于上海天主教墓地的一个概述，希望能够权充抛砖引玉之用，激起有识之士和有兴趣的读者挖掘和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

上海的天主教墓地根据安葬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五类：主教墓、耶稣会墓地、神职班墓地、其它修会墓地和教友墓地。

根据教会的传统，上海的主教都被安葬在主教座堂内，自驰禁后的罗伯济主教（Mgr Bési）至首任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Mgr Haouisée），江南传教区共有九任主教，罗伯济主教在意大利去世，被安葬于当地；赵方济主教（Mgr Maresca）在那不勒斯去世，被安葬于他所属的圣家书院内；徐伯达主教（Mgr Spelta）于1865年调任湖广宗座代牧，他在当地去世，被安葬于武昌城外的洪山墓地；年文思主教（Mgr Borgniet）在访问直隶东南传教区时病逝，被安葬于献县的云台山墓地。据笔者所知，献县教区几年前在一户农家找到了这块散落的墓碑，现在它已重新竖立在了教区的云台山墓地之中；苏继章主教（Mgr. Simon）上任仅仅45天，在访问芜湖住院时突然病逝，被安葬于当地。剩余的四任主教都被安葬于董家渡天主堂，经过浩劫之后，这四座墓都已荡然无存了。在几年前的董家渡天主堂大修中，工人发现了惠济良主教的一些墓碑残件。

耶稣会墓地的历史最为悠久，至今已有近400年。遵照当时的习俗，圣墓堂与上海县城的其它一些墓地相类似，它们都位于城南陆家浜的南岸。墓地原是徐光启的桑园产业，光启父子将其奉献给教会，耶稣会此后又购入相邻的其它一些土地，形成了圣墓堂，墓地属于耶稣会的产业，几百年间几经废建。清初，这里埋葬的都是耶稣会士，其中有著名的国籍会士吴渔山神父。乾隆年间因禁教而荒废。在驰禁之后的一段时期中，这里是当时上海仅有的教会墓地，因此神职班的国籍司铎和一些其它修会的客籍神父也都被安葬于此。

神职班的墓地包括两种：一是禁教时期和驰禁初期因圣墓堂尚未收回而葬于各处会口内的司铎，这些会口大多是当时上海近郊的大会口：网尖、金家巷等，每处安葬的人数都不多。二是单独的司铎墓，笔者找到的有唐家塔、东佘山和中泾等，他们都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单独安葬的。

其它修会墓地主要以修女会的墓地为主，因修会的性质、规模和资金所限，只有仁爱会的墓地是单独开辟的，而其它的墓地则都附设于自己的会院之内。驰禁初期，有两位隶属于葡萄牙遣使会的国籍司铎被安葬在了七宝。还有几位外籍方济各会士和遣使会士则被安葬于当时的传教区中心网尖。

教友墓地的数量最多，其中既有以堂区为单位的：洋泾浜、虹口、张家楼和徐家汇等；也有以家族为纽带的：诸巷会；此外还有属于特殊教友群体的：小圣地。息焉公墓的情况较为特殊，他即是一座面向教友的商业公墓，同时也开辟出了属于神职班的墓区，甚至到了晚近的1950年代，若干的耶稣会士也被安葬于此。

由于现有资料的极度匮乏，笔者只能通过仅有的一些文献记载、档案记录和影像资料给出一个概况性的介绍。徐家汇天主堂的两位主教墓：张家树主教（骨灰冢）和金鲁贤主教（衣冠冢），漕宝路五号桥息安公墓（开辟于1961年），以及横塘的骨灰堂（八十年代开辟，息安公墓的延续），这三处墓地均成立于1949年后，另外在上海北部崇明岛的几座会口中也曾有过神职人员、修女或是教友的墓地，时至今日仍有散落的几块墓碑可以为证，由于本文没有涉及上述两个时空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在此提及说明。后文中的墓地均以已知或是推定的建成时间顺序排列，无法考证的则归于文末。

墓堂

1649年，耶稣会士潘国光神父（P. Brancati）先后获得了南门外徐家和杨氏别业的土地，在此兴建小堂一座，取名圣母堂，供城内的女教友使用。小堂四邻的土地拟辟为传教士墓地，因此被称为西士墓，教友习称“圣墓堂”。1672年9月8日，柏应理神父（P. Couplet）将从广州移灵于此的潘国光神父，以及患病近亡的刘迪我神父（P. Le Favre）安葬于此。因此，圣墓堂成为了上海第一座埋葬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墓地。雍正禁教时，圣墓堂墓地和房舍遭到荒废。

1847年11月，传教区根据1846年2月20日的《上谕》得以发还圣墓堂墓地，时有面积9.667亩，附近原有的约60亩田产因早已被农民分种只得放弃。一年后，圣墓堂重新开始使用，此前在上海去世的耶稣会士辛斐禄辅理修士（P. Pamphile）和艾方济神父（P. Estève）成为了新墓地的第一批下葬者。

郎怀仁主教上任后，决定修整圣墓堂墓地和重建圣堂。新圣堂由顾培原辅理修士（F. Goussery）设计，1867年6月15日，圣墓堂修整完工。重建的圣堂奉仁慈之母为主保，仍称圣母堂，而周围的墓地则用以安葬“耶稣会传教士并本国司铎”。

圣墓堂收回后的一段时期，除了耶稣会士和江南的神职班司铎外，由于当时上海尚无其它的教会墓地，因此一些其它修会的传教士也被安葬于此。

随着落葬人数的不断增加，圣墓堂墓地日显局促。根据《Catalogus》记载，自1932年起所有去世的国籍神职班司铎均安葬于息焉公墓上海神职人员墓地。

1961年5月，圣墓堂开始拆迁兴建学校，除了吴渔山神父的墓外，其余传教士墓均被迁往五号桥息安公墓。

2008年8月，笔者曾在豫园会景楼旁见到过四块墓碑，因其层层叠叠，只能辨认出最上面的一块是属于潘国光神父的。此后这些墓碑和散件被移至万花楼后。

此外原圣墓堂墙基处留有一块界碑，几年前被黄浦区文管会起出后移至三山会馆内保存。

网尖天主堂墓地

网尖天主堂是黄浦江东岸非常重要的一座会口。禁教期间，由于这里地处乡野、水路极其发达因而成为了传教士理想的居住地。到了驰禁初期，这里又是江南传教区的重镇，主教府、修道院都曾设立于此。在网尖天主堂的东侧有一小片的墓地，安葬着四位神父和一位修士。他们都是在上海去世的非耶稣会士，其中的两位方济各会士应是在他们同会弟兄徐类思神父（即徐伯达主教）的主持下安葬于此的：

1）汤若瑟神父（P. Joseph T’ang），神职班司铎，晋铎之后患病，还没有举行首祭就于1823年在网尖去世。 

2）小米朗达神父（P. Joseph Pereira de Miranda），葡萄牙籍遣使会士，1828年2月到达南京教区，教友由于担心受到迫害而不愿意接待他。几个月之后的11月1日去世。我们不知道他被安葬在了哪里；但是他的墓碑位于网尖。 

3）梅嘉禄神父（P. Illuminatus a Castagnole Lanze），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1844年10月初到达上海；他和罗伯济主教一起驻在一座小会口，1848年6月26日去世，被安葬于网尖墓地。 

4）包方济神父（P. Franciscus Rocchetti a Genua），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 ，1849年1月24日到达山西传教，途中于10月25日在上海董家渡去世，被安葬于网尖墓地。 

5）金修士，圣名若亚敬，1834年8月4日出生于网尖，1849年进入修道院，1852年5月1日病故，徐伯达主教将他葬在了网尖。

金家巷天主堂墓地

金家巷天主堂是浦东地区历史悠久的一座会口，它的创立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崇祯年间。在江南传教区的历史上也有过重要的篇章，这里曾是主教府的所在地，韩国天主教会的第一位司铎金大建神父（P. Andrew Kin）在此祝圣。安葬在这里的是两位毕业于澳门若瑟修院的国籍司铎。

1）王若望神父（P. Jean Wang de Spina），晋铎后在浦南和松江传教，他和张绍台神父一同发起重召耶稣会士返回江南的运动。王神父圣德超群，1842年在耶稣会士南格禄神父（P. Gotteland）的陪伴下在松江去世。 

2）鞠文都神父（P. Bonaventure Kiu），1815年至1825年，他在苏州传教，此后一直在上海附近的金家巷，直至1845年去世。

七宝墓地

七宝位于上海的西部，和上述浦东的两座会口类似，这里的教务在驰禁初期也是交由非耶稣会士管理的。安葬在此的是两位国籍遣使会士，或许是因为他们隶属于葡萄牙遣使会，所以在遣使会士离开江南时，他们并没有随同自己的法国同会弟兄一起转往浙江省。

1）张绍台神父（P. Simon Tchang Pirès），年老后住在了七宝的骆家，1843年9月16日在那里善终。他的墓地位于七宝。 

2）金逸云神父（P. Paul Kin a Costa），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居住在距离佘山西南八、九公里处的栲栳圈会口，1847年11月27日在那里善终。根据他的遗愿，被安葬在七宝，紧邻他的挚友张绍台神父的墓地。

拯亡会墓地

1867年12月5日，第一批两位拯亡会修女随同郎怀仁主教一起到达上海。最初，她们主要负责培育献堂会的贞女和收养弃婴拯救灵魂。拯亡会相继设立了收养中国弃婴的徐家汇圣母院，以及收养混血弃婴的洋泾浜和虹口圣母院。与此同时，因着传教区的不断发展，主教又将女子教育的事业委托给了她们。徐汇女校、启明女校、晓明女校等面向中国女孩子的初中等和职业教育应运而生。

拯亡会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招收国籍修女人数最多的国际女修会。1875年7月6日，拉德贡姆姆（S. Marie de Ste Radegonde）突然患病在洋泾浜去世，随后被葬在了徐家汇圣母院的东南角，从此这里便有了一座拯亡会的墓地。

早几年，市四中学（原启明女中）的学生都还听说过老大楼北面的小操场也有修女的墓地。

董家渡天主堂主教墓

董家渡天主堂作为江南传教区的主教座堂有着特殊的地位。尽管主教府越来越远离主教座堂，徐家汇的地位也与日俱增，但是这里仍然保留着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些传统。自董家渡天主堂建成起，至1948年惠济良主教去世的约100年间，传教区共有四位主教安葬于此：郎怀仁主教、倪怀纶主教（Mgr Garnier）、姚宗李主教（Mgr Paris）和惠济良主教。

1）郎怀仁主教，1878年11月29日在徐家汇住院去世，此后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董家渡天主堂内的一间小堂中。1879年7月28日，由时任倪怀纶主教举行追思弥撒，将郎怀仁主教安葬于董家渡天主堂西侧的圣依纳爵祭台左侧（达尼老画像下），墓前立有一块石碑。

2）倪怀纶主教，1898年8月14日在洋泾浜住院去世，两天后，耶稣会会长姚宗李神父主持追思弥撒落葬。他是第二位安葬于董家渡天主堂的主教，墓穴位于圣依纳爵祭台的右侧，是在为郎怀仁主教预备墓地的同时开挖的。

3）姚宗李主教，1931年5月13日在洋泾浜主教府去世，之后寄灵于徐家汇天主堂正祭台后的圣亚丰索小堂中。6月25日下午，姚主教棺椁移送董家渡天主堂。次日早晨，由惠济良主教举行追思弥撒，将他安葬于董家渡天主堂西南侧的圣洗小堂中。

4）惠济良主教，1948年9月8日在徐家汇主教府去世，此后暂厝徐家汇天主堂露德圣母小堂。1949年，董家渡天主堂内的主教墓竣工，当年4月27日下午移灵董家渡天主堂。4月28日早晨，由耶稣会会长姚缵唐神父（P. Henry）主持追思弥撒和安葬礼。

东佘山脚下沈经纶神父墓

东佘山脚下一座房屋的花园里安眠着国籍遣使会士沈经纶神父，他那座没有墓碑的墓与那座花园一起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只能从神父的生平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

沈经纶神父（P. Matthieu Chen de Sequeira），又名沈经纬、沈子渔和沈邦彦，遣使会士。1849年11月1日起，在张朴桥传教。他在这座会口传教直至1879年4月29日去世。他的墓地位于东佘山脚下。

圣衣会墓地

1869年2月3日，来自拉瓦尔会院的圣衣会修女抵达上海。她们先被安顿在了王家堂的一排房舍里，等待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会院完工。1874年12月8日，十六位圣衣会修女迁入了土山湾孤儿院对面的圣衣院新院舍，当天早晨举行了隆重的祝圣典礼和大礼弥撒，之后全天在会院内明供圣体：“从此这些忠信的圣衣会修女终身关闭在内，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永不离开她们。”

圣衣会修女的墓地位于会院房舍三十米外的围廊前，那里竖着一尊巨大的耶稣圣心像，墓穴便围绕着这座雕像组成半圆形。第一位下葬于此的是国籍兜白纱修女亚纳阿姊，她于1881年11月14日在圣衣院去世。

1962年3月，因天马电影制片厂扩建，圣衣会墓地迁往五号桥息安公墓。

唐家塔朱宝贤神父墓

唐家塔临近公共租界北界，根据《杨浦区志》所载，长毛叛乱时期，有一支徐光启的后人从徐家汇迁至此地避乱，因此有了天主教的起源，而1920年代建造的虹口墓庄也在该地。在江南修道院的名录中有一位朱宝贤神父，最后被孤独地安葬在了唐家塔。

朱宝贤神父，字敬斋，圣名斯德望，神职班司铎。1853年1月28日进入江南修道院。1856年1月21日，徐伯达主教在离开上海转任湖广宗座代牧时将他带往了香港。1866年在香港晋铎。此后相继在港九新界和新安传教多年。1882年9月12日在香港去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朱宝贤神父最终于1883年4月17日被安葬于上海的唐家塔。

洋泾浜天主堂墓地

1860年建成的洋泾浜天主堂是驰禁初期租界上最为重要的一座教堂。关于这座教堂附属的墓地，我们只是在高龙鞶神父（P. Colombel）的《江南传教史》和1933年出版的《上海天主教地图》中见到过些许的信息。

《江南传教史》中这样写道：“1886-1887年度，购入一块土地，辟为公墓，适与若瑟堂的公墓相连，因此若瑟堂公墓的小堂及看管人员，兼管两处公墓。”从文中可知，洋泾浜天主堂（若瑟堂）公墓早于1886年就已存在了。而《上海天主教地图》则为我们标出了这座公墓的位置：今中华职业学校（斜土路打浦路）。

仁爱会墓地

仁爱会是最早来到上海的修女团体。1862年，居住在租界上的侨民计划建造一座服务于他们的医院。在耶稣会会长梅德尔神父（P. Lemaitre）的斡旋和遣使会首善堂帐房高幕理神父（P. Aymeri）的斡旋下，第一批仁爱会修女于1863年末到达上海。自此起，仁爱会修女陆续在上海管理和开办了广慈医院、新普育堂、仁爱医院和安当医院等医疗慈善机构。

1914年，法租界第四次拓展。已经将公济医院转交给方济各玛利亚会管理的仁爱会修女把她们的总院迁往重庆南路149号，并且在南面不远处开辟了一块她们的墓地。它在上海的历史地图中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遣使会墓地（Lazaristes）、味增爵会墓地（St. Vincent de Paul）、修女墓地（Soeurs）。或许是Soeur／Sister一词通常被译为姐妹，因此在《镰刀和城市》所附的地图上才出现了“姐妹墓地”的标注。

“Virtual Shanghai”中有一张自北向南拍摄的圣伯多禄堂照片，右侧的一扇中式门头即仁爱会墓地的大门。而教廷爵士周德庵的后人保留有一张仁爱会墓地内的照片，墓主人是周德庵早夭一个的孩子。透过围墙望去，一街之隔的万宜坊清晰可见。这两张珍贵的照片为我们重现了这座墓地的面貌。

1962年，仁爱会墓地迁坟五号桥息安公墓。

虹口天主堂圣若瑟慈善会墓庄

1921年11月20日，虹口天主堂圣若瑟慈善会墓庄成立。这座由教友发起的墓地位于唐家塔地区。初创时约有12亩，墓园分为四等，附设小圣堂、工友房等。

三十年后的1951年，根据《上海市现有私立公墓调查一览表》所载，墓庄位于黄兴路西朱龙浜52号，面积已经拓展到了25.221亩，已安葬穴位达1,800个。但是由于该墓庄距离村庄太近，违反了《上海市私立公墓申请设立暂行审核办法》第六条第3款，因此经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复函予以征收，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至1962年，原墓庄内的七间平房和一座教堂均由上钢二厂使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墓庄原有的无主墓碑散落各处，最终成为了杨浦公园愉湖的岸堤。根据现存的零散石碑来看，这座墓庄面向虹口天主堂的中外各国教友，其中甚至还有曾在圣芳济学校任教的圣母小昆仲会士。

安老会墓地

1904年，安老会修女来到上海，该会的宗旨是收养贫苦无助的老人。在最初的两年间，她们负责管理董家渡天主堂附近的一座老人堂。在教友望族沈家的资助下，这项照顾老人的事业便迁往了机厂街的安老院新址。

在南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中有一张拍摄于1924年的照片。纪录了美国加州蒙特雷-弗雷斯诺教区迈克金利主教（Mgr MacGinley）在上海探访安老会修女的场景。在这张照片中，主教和一位神父，以及三位安老会修女站在一位修女的墓前。站在最前的显然是一位国籍修女，而墓园的围墙装饰明显带有中式风格，由于照片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因此对于主教这次的来访和他在墓地合影的目的便不得而知了。但是根据照片不难推测出，这是一座安葬安老会修女的墓地，地点应是在安老院的会院围墙之内。

普慈疗养院修士墓

1935年开办的普慈疗养院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精神疾病医院。管理院中男女病房的分别是慈爱修士会和玛利诺女修会。当年3月9日，八位慈爱会修士来到医院。现在，这里成为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

在院区的花园一角坐落着一块残旧的墓碑，碑顶的十字架已经不知所踪，但是碑身上的文字经过擦拭之后仍清晰可见。根据拉丁文和中文的墓志铭所载，墓碑的主人是普慈疗养院的前院长、慈爱会白景明修士（F. Bertinus Augustus Wolff），他于1940年2月9日在这里去世，享年69岁。

中泾天主堂唐询神父墓

中泾天主堂的后院中有一块新立起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墓主是曾安葬于此的神职班司铎唐询神父。虽然历经种种波折之后原来的墓地和墓碑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教友出于对这位神父的爱戴和敬意，再次将它竖立了起来。

唐询神父，字思赞，圣名本笃，江苏奉贤道院人。1891年2月21日出生，1908年9月15日进入修道院，1920年6月10日晋铎，1944年12月4日在中泾天主堂去世。

或许正是因为教友的依依不舍，才使得这位神父的墓被留在了那里。笔者第一次见到这座墓时曾听到过一个美丽的故事：上海教区有一位神父的外婆正是中泾会口的教友，神父年轻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的一位老者请他弃俗修道，他醒来以后百思不得其解，遂将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外婆。外婆听了他对这位老者的容貌描述之后，马上便想起了自己的老本堂唐询神父。正是因为这个奇妙的梦，她的外孙进入了佘山修院，2002年12月5日在徐家汇天主堂领受了铎品。

张家楼天主堂息安公墓

1937年4月创办，位于张家楼南戚家庙东首，主要面向当地的教友。初创时，墓地在建造了四间房舍、划分了界限、略为布置之后即遭遇八一三事变。1942年间重新开始建筑篱笆、栽种树木。至1951年，墓地占地46.177亩，已葬墓穴约900个。此后，一部分墓地被附近农民、上海机床附件三厂、五一化工厂等占用。

或许正是因为教友的依依不舍，才使得这位神父的墓被留在了那里。笔者第一次见到这座墓时曾听到过一个美丽的故事：上海教区有一位神父的外婆正是中泾会口的教友，神父年轻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的一位老者请他弃俗修道，他醒来以后百思不得其解，遂将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外婆。外婆听了他对这位老者的容貌描述之后，马上便想起了自己的老本堂唐询神父。正是因为这个奇妙的梦，她的外孙进入了佘山修院，2002年12月5日在徐家汇天主堂领受了铎品。

张家楼天主堂息安公墓

1937年4月创办，位于张家楼南戚家庙东首，主要面向当地的教友。初创时，墓地在建造了四间房舍、划分了界限、略为布置之后即遭遇八一三事变。1942年间重新开始建筑篱笆、栽种树木。至1951年，墓地占地46.177亩，已葬墓穴约900个。此后，一部分墓地被附近农民、上海机床附件三厂、五一化工厂等占用。

根据《上海市现有私立公墓调查一览表》所载，1951年，诸巷会公墓位于中山西路一号桥堍艾家宅5号，总面积32.97亩，已安葬772穴，并且被判定为“不合于标准”。

1958年起，一部分墓地被缝纫机零件九厂、钟才记木壳厂等占用，剩余14.6亩。至1964年，根据城市规划要求选定在此建设停车场，诸巷会公墓全部迁往五号桥息安公墓。

息焉公墓

创立于1931年的息焉公墓因其创办人马相伯、何理中、王宝侖和潘世义而成为了上海最为有名的天主教公墓。公墓地处西郊罗别根路（今哈密路）的新泾河畔，占地63.601亩，附设有教堂、办公用房等各项设施一应俱全，在当时来说这座公墓的设施和管理都属先进。建成之后，传教区神职班司铎和许多教友望族都被安葬于此。1950年代，也曾有耶稣会士被安葬于此。1961年接办宗教性公墓时，息焉公墓尚余空穴943个。

献堂会墓地

1856年，薛孔昭神父（P. Sica）奉郎怀仁主教之命，将传教区内的一些贞女召集起来，使她们获得必要的训练和度团体生活。1867年，郎主教批准设立献堂会，总院设在徐家汇圣母院。每年农历新年期间，在传教区各会口服务的献堂会贞女聚集在徐家汇总院举行避静。虽然大多数的献堂会贞女在去世之后都被安葬在各自服务的会口教堂或公墓中，但是在徐家汇的总院里仍有一片属于他们的墓地。1958年的《房地产税征收册移送清单》记载，献堂会墓地合计7.236亩。

徐汇公墓

徐家汇是上海教友最为集中的地区，除了隶属于堂区的近万教友之外，传教区在此设立的各个机构中也有着众多的教友。当时这里地处上海的偏远乡郊，教友很容易就能够在自己的堂区附近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土地建造公墓。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份提案显示，徐汇公墓自1951年起已停止落葬。而在另一份1958年的《房地产税征收册移送清单》中，徐汇公墓时有面积22.962亩。

育婴堂小圣地

小圣地附属于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专门用以安葬在送至育婴堂时已经去世或是在此去世的弃婴孤儿。墓地位于天钥桥路泰北村，若瑟院的东侧。1965年6月，因徐汇区盲聋哑社会福利工厂建筑厂房需要，小圣地被拆迁。